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黨史鉤沉】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軍對東北、華北的侵略步步加深。進入1935年，日軍在天津、張家口等地接連制造多起事端，提出所謂的“華北特殊化”，企圖以“自治”名義將華北分割出去。當時，古都北平位於中日對峙的戰爭前線，青年學生是最活躍的抗日群體之一。1935年12月，在中共北平市委與北平大中學校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的組織下，一二九運動爆發。“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誕生於一二九運動的烽火中，中國共產黨以其為基本組織形式，逐漸扭轉大革命失敗后青年工作的不利局面，充分發揮青年群體的生力軍與先鋒隊作用，為推動黨組織發展壯大、動員廣大青年投身全民族抗戰大潮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

　　 當一二九運動的高潮逐漸退去，面對南京國民政府與北平地方當局的鎮壓與分化，為了延續革命火種，中共北平地下黨和北平學聯領導人黃敬、蔣南翔、姚依林等人以平津學生為基礎，組織籌劃“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深入村鎮開展宣傳活動，實行學生和農民的大聯合。1936年1月初，宣傳團從平津兩地啟程，向河北固安等地徒步行進。南下過程中，第一、第二團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鋒隊”，第三團成立了“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1月中下旬，宣傳團因地方軍警阻攔被迫返回北平。為將一二九運動的斗爭成果保存下來，這兩個團體合並組成“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起稱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下簡稱“民先隊”）。

　　 1936年2月，民先隊在北平師范大學召開成立大會，通過成立宣言、斗爭綱領、工作綱要等。民先隊的政治主張非常明確，即聯合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人民，組成抗日救亡的聯合戰線，發動抗日反漢奸的民族革命戰爭。其組織系統分為四級：總隊、區隊、大隊、小隊，最初隻有北平、天津兩個地方隊部，總計約300人，由北平民先隊代行總隊部職責，第一任總隊長為敖白楓（高錦明）。

　　 民先隊成立之后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訓練、宣傳與發展組織。訓練主要是軍事訓練，他們認識到武裝抗戰的迫近，十分重視隊員的軍事理論學習以及軍事技術訓練。《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工作綱要》提出：“隻有以民族的革命戰爭，來回答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才能奪回我們的自由”，因此，“軍事的技術與理論，也就是我們迫不及待需要把握的武器了”。曾擔任民先隊總隊長的李昌回憶說：“民先隊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強調發動全民族抗戰和掌握軍事技術。民先隊的主力處在華北國防前線，他們深深知道，隻拿筆杆子，不拿槍杆子，是不能趕走日本帝國主義、取得民族獨立解放的。”為加強軍事訓練，民先總隊部設有武裝部，北平市委也專門為民先隊聘請軍事教官。1936年春季，清華、燕京兩個大隊數次在西山舉行行軍活動和游擊演習。這類演習也是一種綜合性集體活動，目的是將分散在各學校的青年組織起來，通過統一起床、洗漱、吃飯、討論、歌唱等方式，規范隊員的“組織化”生活，帶有“准軍事化”色彩，動員效果明顯。每演習一次，就發展一批民先隊員。民先隊員、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王汝梅（黃華）曾和燕大的民先隊員從東北大學借來一批武器，包括步槍、輕機槍、手榴彈等，組織同學開展真刀真槍的實戰演習。

　　 理論學習方面，民先隊主要通過在一些學校秘密組織讀書會、社會科學研究會等方式，流通一些進步書籍，通過集體閱讀、討論等方式，對隊員進行思想理論教育。民先總隊部還先后辦有《民族解放》《我們的隊伍》等不定期刊發的機關報。

　　 1936年暑假是民先隊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總隊部專門發布《暑期工作大綱》，對各項工作做出詳細安排，包括政治理論學習，開展軍事訓練﹔成立歌詠團、話劇團、遠足隊、旅行團、調查團等﹔舉行露營、行軍、爬山、游擊戰術演習座談會等﹔學習特種技能，如開汽車、打電報。當年7月，民先總隊部在北平西山臥佛寺附近連續舉辦兩期夏令營，每期7天，主要內容包括政治理論學習、准軍事訓練以及文藝聯歡等，參加者主要來自北平各大高校，大部分是民先隊員或中共學生黨員。夏令營實行准軍事化管理，主要目標是讓隊員接受集體生活的錘煉。營內生活安排非常充實，晨起后多以爬山代替早操，早餐后是演講會，知名學者如楊秀峰、張申府、黃鬆齡、施復亮等講授時事政治，分析抗戰形勢，總隊長兼軍事教官白乙化講述軍事理論、軍事戰略等問題。下午主要進行軍事訓練，分敵我雙方，開展游擊戰、伏擊戰、攻防戰、遭遇戰等不同類型的軍事演習，晚上營員們舉行政治理論討論會，排演抗戰救亡戲劇，同時還印發《行軍日報》等。

　　 民先總隊部還要求隊員利用暑假回鄉時機到各地發展民先分隊。留在北平的隊員也要利用各種社會關系進行救亡宣傳，擴大隊伍規模。返鄉隊員或直接或通過通信方式在當地建立民先組織。秋季開學前，上海、武漢、西安、廣州、南京、成都、濟南、唐山等地相繼成立民先隊分部，甚至巴黎、東京也出現了“民先”隊員。一些外埠青年救亡團體也來到北平，請求與民先總隊部建立聯系。

　　二

　　 民先隊是在中共北平地下黨員、共青團員的參與下組織建立的，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北平市委在民先隊內部設有黨團，黃敬擔任黨團負責人。民先隊各級組織除了接受上級組織領導外，也要接受同級黨組織的領導，分隊以上干部的選舉在黨支部領導下進行。我們黨在民先隊內部物色積極分子，經考察后發展入黨。在當時的國統區，民先隊不能表明和中國共產黨的緊密聯系，因此，他們一直對外宣稱自身是無黨無派的抗日救國團體，淡化政黨色彩。

　　 進入1936年下半年，民先隊組織已經從平津拓展至全國十幾個省份，這種發展態勢促使我們黨開始鄭重考慮其角色定位、工作模式與發展方向。當時中共的青年團在國統區遭受多次破壞，團員大量減少，民先隊成立后在很大程度上承擔起青年團的職能。為此，1936年8月，中央書記處指示北方局，要求團組織盡可能實現“青年化、群眾化”，“用民族解放先鋒隊之類的名字，以取得公開或半公開的存在，以便吸收各階層各黨派所影響下的廣大群眾”（《中央書記處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同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張聞天致信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我們現在要用各種各樣的公開的名稱組織青年群眾。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鋒隊之類，實際上就是這類性質的組織。”（《給劉少奇的信》，《張聞天文集》第2卷）劉少奇等同志遂組織開展相關工作，不久后北方局便出台《關於青年團的決定》，要求以民先隊為代表的一批青年團體應該廣泛參與民族解放運動，青年黨員應積極加入青年團體，並取得領導地位進而發揮作用。北方局的方案也為中央提供了基礎參照，不久后便形成《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明確中共各級組織要以民先隊為載體，積極滲透到各階層的青年群體之中，從而實現民族解放的偉大任務。

　　 截至1936年底，民先隊已經建立了“從通都大邑到僻野窮鄉的救亡組織”，僅北平一地就由300人發展到2300余人，成立全國性民先組織的條件日益成熟。1937年2月6日，民先總隊在北平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8個地方隊部的24名代表出席，代表當時全國約6000名民先隊員。大會決定在“民族解放先鋒隊”前面冠以“中華”二字，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法》規定，該組織是一個“民眾救亡的先鋒團體”，一個“實行高度民主集中制的半軍事性質的隊伍”。

　　三

　　 1937年7月，日軍制造盧溝橋事變后的第二天，民先隊即敏銳意識到：“這次沖突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日方顯系制造小沖突再把它擴大成為大事變，佔領平津，佔領北方。在一九三七年的今天，再來一個‘九一八’！”因此號召全體隊員立即實行總動員，“必須以最大的勇敢和最大的沉著來應戰，勿慌張，勿畏怯，勿放鬆任何最小的時間，勿放棄任何最小的機會，在大難當前要做出一個真正國民先鋒隊的模范”（《民族解放先鋒隊緊急通告總動員》）。7月底平津淪陷，總隊部向全體隊員發出通知：“到前線去，到軍隊中去，到軍事學校去，到航空學校去！”（《三年來的民先隊》）9月，總隊部從北平轉移至太原，太原失陷后撤至臨汾，繼而又撤至西安。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民先隊隊員們奔赴各抗日戰場，匯入工農群眾、八路軍、新四軍中。平津等地的隊員主要分兩部分。一部分留在華北，加入當地的抗日游擊隊﹔另一部分奔赴全國各地，將一二九運動的抗日救亡火種繼續傳遞下去。在河北，楊秀峰率領一部分平津和保定流亡學生組成抗日游擊隊轉戰太行山﹔在山西，有薄一波領導的新軍和犧牲同盟會，太原成為當時華北學生奔赴抗日前線的重要中轉站﹔在山東，部分南下的隊員和濟南學生組成山東縱隊，后來和八路軍東進部隊會合，建立魯西北抗日根據地。南方的很多青年救國團、抗日先鋒隊也大多由民先隊骨干主持。1938年4月1日，民先隊總部在西安召開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各地登記的隊員達到三萬余人。

　　 民先隊的產生、發展、壯大，與日本侵華進程、國共關系發展以及整個抗戰局勢的整體走向密切相關。隨著抗日戰爭逐漸進入相持階段，中共領導的青年運動逐漸從國統區轉移到各抗日根據地。1938年11月，根據形勢發展，中央作出取消民先隊、全力發展各地青年救國會的決定，民先隊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是一二九運動的重要產物，也是一二九運動的延續，其成立將一二九運動取得的斗爭成果以一種相對固定的組織形式保留下來，既是平津學生推動華北救亡的新嘗試，也是針對先前學生運動所表現出的鬆散性的調整與探索。全民族抗戰爆發之后，經過一二九運動洗禮的隊員們深入各抗日根據地開展武裝斗爭，真正實現了從“拿筆”到“拿槍”的身份轉變，鍛造與錘煉出一支高質量的干部隊伍，為敵后抗戰以及黨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新鮮血液與人才支撐。

　　 （作者：王建偉，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平左翼文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